青冥

Miyako:

1933年5月23日。

车队在国会大厦前缓缓停下。在最高规格的保护措施下，前一天酒店门口的混乱总算没有重现，没能获准进入大厦内部进行报道的记者们只能远远地在警戒线后探头张望。撒加抬起头，宏伟的建筑屹立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如白色的幽灵一般压迫着他，他和他的合伙人们即将在这里接受一项用心险恶的调查，他们核心的机密将被赤裸裸地曝光在记者们的镜头前，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的人们已经酝酿好了满腹的抨击之词等待发泄——所有的人都像是突然失忆了一样，忘记了他们曾经为这个国家和世界做出的贡献。

距离十点还有几分钟，在警卫人员的开路下，撒加迈着稳健的步伐进入听证会会场，米罗和艾欧利亚走在他的两侧。在闪光灯的炸响和旁观者的嘈杂声中，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银行家在枝形吊灯和科林斯式的壁灯下走过。他神情冷静，身着做工精细的三件套西装，金表链露在外面，和负责主持此次听证会的佩科拉律师形成鲜明的对比：冷静的保守派迎战自信的移民。

正如米罗所料，客套的开场白过后，所得税问题立即被抛到了台前。好事者们无比期待向来不动声色的撒加在面对有理有据的指控时脸上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尴尬？难堪？还是慌乱？可惜他们并未完全如愿，因为撒加选择了回避，不论委员会提出怎样诱导性的问题，他都避而不谈，只说自己不记得纳税的细节了。虽然他没有正面承认逃税，但在那个在税收上钻法律的空子还没有变成企业家们体现自己经营智慧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事件，更何况大萧条期间政府急需要钱。咄咄逼人的问题使室内空气也弥漫着紧张，看门人关上了后门以防止走廊里的人声盖过撒加的回答，摄影师们也被禁止使用刺眼的闪光灯。米罗在一旁厌恶地看着黑发向后高高梳起的佩科拉狂妄地挥动双手，甚至用雪茄无礼地对着撒加指指点点。听证会才开始没多久，他已经从周围人脸上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里看到了全国民众的心态，他们不仅是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而且还是在无数围观者的注视下，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了。 

撒加没有承认，但也拿不出证据反驳，这对委员会而言已经足够了。他们很快扔出了另一个棘手的话题——优惠客户名单。格梅罗银行不仅把股票承销给股票交易人，还沿用了英国的先例，将银行作为承销费而保留的一部分承销给几十个亲朋好友。在行情上涨的市场上，这些在公开发行之前就提供给特定人士的股票已经按极高的溢价在发行后交割的基础上买卖了。银行给他们确定的价格和预期价格之间有很大的差额，可以立即带来一笔横财，看上去简直就是直截了当的馈赠。米罗曾经对此表示过担忧，可这的确是很好的维护银行庞大关系网的手段，更何况在20年代的华尔街并不违法，所有人都在这么做，他也就将这份忧虑压了下去。而现在，这让抨击他们的人抓到了所谓腐败的铁证。优惠名单包括了美国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令人瞠目结舌：刚刚去世的共和党前总统库利奇、全国委员会主席希尔斯、胡佛的海军部长亚当斯……民主党人的那部分则更让人难堪，直接涉及到现任财政部长伍丁等参与新政的重要人士，其中的一位获益人麦卡杜参议员甚至就坐在听证会委员会成员中。另外还有通用电气、标准石油、第一国民银行等商界和金融界高管、战争英雄、知名律师、知名家族等响当当的名字，几乎涵盖了整个美国上流社会。

对此，撒加一口咬定这是为了使小投资者免于风险：“我们将股票分配给有钱的投资者，是为了不使个人介入高风险的股票交易，这是我们一贯的交易政策。众所周知，我的祖辈当年在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北太平洋铁路融资事件后就形成了自己的战略——只和实力最雄厚的人打交道，避开投机者。六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谨遵教诲，只为我们自己选择的客户服务，在承销中也只选择我们认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能够经受得起风险的人，他们有获利的机会，也有亏本的风险。”

委员会认为这只是在狡辩，反驳道20年代一飞冲天的股市与堪比如今大萧条的北太平洋铁路融资事件的发生背景截然不同，佩科拉挖苦地表示：“有很多人当时是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客户来分担那骇人听闻的风险的。”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站在这里接受调查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经营不善、毫无生气的小银行？当风险真正来临的时候，那些倾家荡产小投资人为什么不能忍受巨额的亏损？撒加咬着牙齿把心里的想法压了下去，以免又被安上一个逃避责任的罪名。

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恶毒的问题：“啊，太平洋舰队海军中校加隆·格梅罗，他好像是您的弟弟吧？”“中校”两个字被刻意地强调了，明显是在暗讽这份名单上并不都是“实力最雄厚的人”，只是见不得人的贿赂和自私的利益馈赠。

忍无可忍的撒加冷笑了一声：“您似乎弄错了问题的重点，加隆在成为海军中校前首先是‘我的弟弟’，他拥有格梅罗家族一半的资产，更继承了我们父亲智慧的投资头脑。如果您认为身家过亿的他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合理地做出推断，我也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那您是不是忘记了，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生效之前，我们这些‘普通’的银行家一度制止了股市的下滑！”

这也许是他在整个调查中最高光的时刻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米罗越来越感到不安。短暂的报社工作经历让他可以预料到第二天报纸的头条一定会用大字标题大肆宣扬格梅罗银行的“逃税”和“不诚实”。民众的愤怒已经无法平息，如果评论家们用带有诱导性的专栏和评论继续煽动当前的情绪，他担心格拉斯和斯蒂格尔提出的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提案将获得通过，传承了三代的格梅罗银行恐怕将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将跌入谷底。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撒加，他们的律师团队一直万般叮嘱要摆出合作的态度，但他在谈及自己弟弟时突然流露出的傲慢让米罗意识到他的压抑已经到了极限。撒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而且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样坚强。1912年为调查华尔街权力集中情况而举行的普若听证会让他的父亲遭受了来自公众的疯狂攻击，成了他的殉难，以至于几年后就郁郁而终；他的母亲在那之后也一直惶惶不安，丈夫去世后彻底精神崩溃，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弟弟又因为有着不同的理想而身在遥远的海军基地。撒加比他们想象中更需要来自外人的认可和支持。他表面上还很镇静，但内心深处却因为当众受审查而感到蒙受了莫大的屈辱，米罗不忍心看到他在接下来不知会有多长的时间里继续遭受来自所有人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和人身攻击，更不希望看到他重蹈父亲的悲剧。

第一天漫长的问询结束后，他避人耳目地联系了自己在《纽约时报》工作时结实的好友，现任财经版副主编艾丽西亚·贝内索尔。她是位身材娇小的美人，淡金色的卷发理成时下流行的造型，气质优雅，谈吐得体，似乎生来就应该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女主人，但她却选择成为了一名职业女性。和稳重的外表一样，艾丽西亚很少发表过激的观点，这样的态度不免有些中庸，甚至会遭受一些偏激人士的指责，但这份灵活也让她很少得罪人，在各派立场中都不乏私交亲密的人士，米罗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极其需要她的帮助，只要有媒体——哪怕只有一家——能发表温和的报道，表明并非所有人都把责任全推到了他们身上，就足以让他把这作为证据来安慰撒加了。

艾丽西亚向他们表示了同情：“其实我也不认为大银行家们应该对当下的饥饿与贫困负全责，也没有法律规定不能抵消收入或是不能向什么人承销股票——虽然这两个问题的确违背了你们一直对外宣称的宗旨。米罗，我会做出公正的报道，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我想这对于现在公众的态度可能不会有多少影响。”

“我明白。谢谢你，艾丽西亚。”这就够了，米罗想。

听证会虽然很快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提出银行业改革方案的格拉斯参议员此前曾公开表示不满，认为针对格梅罗银行的调查有失公允，而且分散了人们对他的方案的注意力，但问询的结果却反而给他的提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支持法案的信件如雪花般飘向国会，民众要求存款保险，要求分离业务来惩罚那些“罪恶的大银行家”。雪上加霜的是，米罗从艾欧利亚处获悉，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条款居然是大通银行总裁、小约翰·洛克菲勒的连襟奥尔德里奇起草的。20年代的团结为背后的中伤和损人利己所替代，银行界内部的背叛让他怒不可遏：“这是洛克菲勒对我们的攻击，是有史以来从金融界成员那里听到的最具灾难性的提议！我们已经证明了两类业务是可以被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小银行的失败是因为抵御风险能力太差，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是因为自己的证券分支发生了丑闻，并不是业务本身的错！艾欧利亚，你看见了吗，他们在害怕，因为我们在两个领域都是一个活跃的威胁！他们想用这种阴险的手段置我们于死地！”

“可我们现在还能怎么办？”艾欧利亚对此也十分恼火，“现在公众因为所得税的问题彻底愤怒了，这个条款根本不可能删除，他们就是想借此惩罚我们！而那些竞争对手正好可以借刀杀人！”

愤怒的话语穿过墙壁，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传入隔壁办公室撒加的耳中。他坐在漆成黑色的原木办公桌前，手里握着爱用的黑金相间的昂贵派克笔，却半天没有在早已审核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只是出神地听着一墙之隔的怒吼，像是在默默承受米罗激烈的情绪发泄——虽然肇事者本身没有半点想打扰他的意思。 

米罗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侃侃而谈？撒加已经记不清了，但每次在不远处欣赏着他平静镇定的侧脸和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听他以八面玲珑的方式回答那些或专业、或刻薄、或好奇的问题时，他的脑海中总是会闪现出1929年黑色星期四的情景：那一天，银行家们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证交所代理主席惠特尼公开进入交易大厅，豪掷2000万美元购买蓝筹股来稳定投资者们的情绪，最后勉强顶住了疯狂的下跌。而收盘后，米罗在他的逼迫下第一次以格梅罗银行合伙人的身份作为银行家们的代表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临行前，撒加把不安的米罗拉进一间小会议室，按着他的肩膀做着最后的叮嘱：“听好了，不用去管那些恼人的相机，也不要在意那些人的激动，保持冷静，就像平时和大家交流工作一样。你只要告诉他们，‘股票市场上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抛售，’就行了。” 

“可是你觉得公众会相信么？”米罗的声音中少有地夹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不一定，所以你要让他们相信。惠特尼的买入指令最后也没有全部执行，但阻止了股市出现暴跌，这就是你接下来要做的，用你的回答平复他们的情绪，这样才能让价格缓慢下行。”

这次几乎毫无准备的临场会见让撒加发现了米罗身上与生俱来的外交家天赋。他像个见惯大场面的真正的大银行家一样，以平和的态度和模棱两可的措辞沉着应对簇拥在周围大声提问的记者。虽然不知道这番安慰能给脆弱的股市带来多少帮助，但撒加可以确信米罗的初次登场已经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一定会名扬华尔街，成为未来格梅罗银行最闪亮的一张名片。

由于还要讨论接下来的救市计划，撒加邀请米罗来到家中，屏退了所有的仆人，亲自给他倒了一杯红酒。米罗貌似平静地接过，但微微晃动的水面还是出卖了他。“放松些，你做得很好。”撒加凑过去轻轻拍了拍那只依然紧紧握成拳头的左手，却突然被回握住。

“真的？”巨大的手劲和冰凉的掌心彻底暴露了他过去几个小时高度紧张的神经，把撒加吓了一跳。米罗抬起头注视着他，忐忑中略显期待的表情像极了一个渴望老师表扬的孩子——事实上撒加也的确称得上是他职业生涯的领路人。

“当然，你是我最得力的伙伴。”赞誉的笑容和温暖的手掌逐渐融化了那份冰凉，看到米罗脸上终于露出了轻松，撒加决定暂时忘掉那些烦心事，让自己先尽情地为当年强行招到了这个人才而沾沾自喜。

1933年6月16日。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随着总统的签字正式生效，存贷款还是证券买卖，银行必须做出抉择。高悬在银行家们头顶的审判之刃终于落下，群众拍手叫好的欢呼声回荡在华尔街。撒加倚在窗边，沉默地看着行人来来往往，甚至有过激者在银行正门口粗鲁地问候他的家人。即便隔着一层结实的玻璃，他们的声音听上去也是那样刺耳。他不甘心，但并非回天乏术，一个游走在法规边缘的想法已经在他的脑中有了雏形。他是银行界的领袖，他不会向政治家低头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无论哪一个撒加都不会放弃。

米罗还在进行最后的反驳：“美国银行系统之所以脆弱，与其说是因为规模过大，倒不如说是因为整个系统过于分散。银行倒闭主要集中在数以千计的小银行，而华尔街大银行的地位稳固得多；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民银行，它们较为顺利地经受住了大萧条。所以为什么不鼓励更大、资本更雄厚的银行？即便法案早就存在，也不可能冷却20年代的投机狂热，这种做法只是具有政治意义而非经济意义。将大商业银行排斥在承销业务之外，总有一天会导致投资银行资本短缺！”

但是没有人愿意听。调查结束后，连金融精英们十分有道理的论点听起来也像是只顾自己利益的胡言乱语。没有人关心银行界的未来，公众就是要看到大银行被拿来开刀，他们要发泄黑色星期四以来一直憋着的怨气。

当米罗结束一天的行程，略显烦躁地用力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时，意外发现撒加正坐在他的位置上，昏暗的室内只有桌上的台灯静静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似乎瞬间就平复了刚进门时的坏心情。“你怎么还在？”他脱掉闷热的西装挂在衣帽架上，随手松开领带，在旁边的皮沙发上坐下，“我以为你早就回去了。”

撒加摇了摇头：“我在等你。”

“等我？有什么事吗？谁又来找过我们麻烦了？”

“你应该去休假了。”撒加在他身边坐下，右手安慰似的覆上了米罗手背，明明是初夏时节，掌心却传来了凉意，“总是心情不好不利于身体健康。”

米罗翻转手腕紧紧地回握住他。或许就是从黑色星期四的那个晚上开始，这个过于亲密的动作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好像溺水之人抓到了援助之手，又好像这样就能从撒加身上找回失去的信心。他疲惫地靠在舒适的垫子上，仰头望着天花板，“我不甘心……他们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太强大了……”

“我明白……还有一年的过渡期，会有办法的……”头顶轻轻转动的风扇将朦胧的灯光所营造出的暧昧洒到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撒加的嘴角扬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他和米罗之间并非从未产生过嫌隙，他很清楚，自己渗入血液里的保守价值观在他们之间树起了一道看不见然而又确实存在的屏障。两年前他们曾因为是否应当废除金本位制一事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来不对他发火的米罗起草了一份言辞尖锐的声讨书，犀利的笔锋深深刺痛了撒加，整整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一句交流。而如今，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谩骂、背叛和蓄意针对下，他们前所未有地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席卷整个金融界的风暴中，他们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这大概是现在的情形下仅有的好事了，撒加想。